“这一周我的时间都排满了。”
3月21日～27日，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正在举办第七届清华大学建筑节能学术周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江亿作为此次活动的组织者，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
记者在清华大学建筑馆王泽生报告厅见到了江亿，正在讲台上作报告的江亿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和感染力，完全看不出他已年近花甲。
这位爱笑、爱说、爱拿事实说话的院士利用会议茶歇时间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
“身上的担子很重，有好多大事要干。”对于江亿来说，找到中国建筑节能的有效途径，是他的头等大事。
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
“中国的建筑节能应该走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技术路线。”在江亿看来，这是一个难题，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
江亿说，现在欧美国家约10亿人的建筑能耗占全球1/6，如果全球剩余近60亿人也要达到这样的能耗水平，则需要1.1个地球。因此，目前欧美的建筑使用模式和运行能耗状况是不能在全球推广的，必须从全球资源能源和环境容量状况，以及人人平等的原则来考虑未来允许的建筑能耗。如果这样考虑，认为全球的总能源只能有1/3左右用于建筑运行，则按照中国的人口规模计算，其建筑能耗应占全球总能耗的1/18。而这个数字正是现在的中国城市建筑用能的平均水平。
上世纪中叶，美国的建筑能耗水平曾在短期内翻倍，原因就是新建建筑能耗过高，成为建筑能耗的主要增长点。而现状是，中国现在也正处于这个阶段。中国的基础化建设还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房子还要不断地建。同时，技术和政策带来的种种误解，正在挑战着中国的建筑能耗水平线。
“中国的建筑能耗处于上升的开端，如果能够避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建筑发展模式，则有可能避免此趋势。”江亿强调。
江亿认为，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服务水平、不同的室内状态、不同的使用者行为、不同的操作方式等，这些不同导致建筑节能途径有所不同。“一种技术在这种模式下节能，在另一种模式下可能就费能了。”
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建筑节能新技术新方式基本上都可以在国内找到应用案例，但令江亿感到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建筑无一座真正实现“零能耗”或“超低能耗”，其实际结果大都高于同功能的一般建筑。
江亿举了个例子：清华大学环境节能楼是意大利政府耗资2000万欧元于2007年建成的。当时希望通过CDM机制收回投资。而它的年建筑能耗是89kW·h/m2，属于清华校园内的高耗能建筑。
“13年来，清华一直注重‘绿色大学’的建设。”说到这儿，江亿停顿了一下，“但是，建设‘绿色大学’不能停留在表面，拿大学的小社会作尝试来研究社会的大问题，同时开展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使大家认识到未来应该通过怎样的生活、怎样的行为处理好与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绿色大学’要做的事。现在我们离这样的目标还差得挺远，还需不断深入认识，努力朝这方向走。”
江亿还提到，现在的建筑节能往往以采用了多少项先进节能技术为指标，大有“贴标签”、“对表格”之意。节能建筑成了节能技术的堆砌，而实际用能数据却少有人关心。对此，江亿认为，建筑节能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建筑运行的能源消耗真正降低，因此要以建筑能源消耗数据降低为导向。
“依靠科技，找到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途径，既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同时实现较低的建筑实际运行能耗，从而缓解城市发展与能源供应的巨大矛盾，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江亿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建筑节能之路的理解。
33年前，与建筑节能结缘
作为我国人工环境工程学科的倡导者之一，江亿与建筑节能结缘已经整整33个年头。但谁能想到，这行却完全不是他学生时代的理想。
“我属于‘先结婚后恋爱’。我小时候的兴趣是数学和无线电，上大学后读了这个专业才慢慢感兴趣干这行的。”在天津长大的江亿，用天津人特有的幽默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用江亿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天津学话，在内蒙古学人，在清华学本事”。
自小在天津读书的江亿初一时就遭遇了“文革”，很快便随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洪流来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半农半牧区种了5年地。
5年的插队生活，条件之艰苦自不必描述，那种状况现代人可能已经无从想象，但在江亿看来，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1973年底，江亿参加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高考而进入清华建工系暖通专业学习。次年3月“开门办学”就开始下厂劳动，从二七车辆厂、878电子厂，到参加援藏团。那时候上大学其实是在工厂里度过的，一起下厂的老师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给了他们许多难忘的教诲，从工厂里那些钳工、车工师傅们身上，他们也学到了实际生产的本领。“实践也许是最好的老师。”江亿感慨道。
1978年，清华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亿回校应考。从这一年开始，江亿的生命轨迹就开始与节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艰难起步
可能正是由于江亿十几岁就与农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劳动，从硕士到博士再到院士，江亿一直在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解决人民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实际难题。
在读硕士期间，江亿成为最早研究北京地铁升温问题的人。
江亿回忆，那时没有课题立项，也没有研究经费，只是说有这么个难题需要解决。他常常带着几个本科生半夜两三点钻到地铁里去测试，为了让学生们多干一会儿，他付给的“加班费”是一块水果糖。
上世纪80年代，水果的产地储存是困扰我国苹果种植业和苹果产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一直是国内外科技人员攻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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