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给渴望在更安全环境和更清洁空气中生活的人们，带来一个福音——历经7年艰难谈判，《京都议定书》终于正式生效了。
据报道，“《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并没给现在的中国带来切实压力，但对未来中国影响巨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潘家华研究员说。
他解释，以前，人们都认为大气是公共资源，可以不加约束地共享，但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大气资源变得越来越有限了，也需要各国间协调分配，有偿使用。只是它不像土地、矿产、水源等，无法界定产权，分配复杂。因此需要一个国际协定来规范和约束。
《京都议定书》，就是世界各国商议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各国怎样切大气资源这块蛋糕。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表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增长效率的问题。中国当前要做的是调整能源结构，走“循环经济”的路子，从过去的“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两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型。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杨宏伟博士说，《京都议定书》要求减限排温室气体问题的实质，涉及能源消费总量和效率问题。中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很关键的时期，也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高楼、高速路、铁路、机场、电站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从长期看，能源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向中国发出市场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潘家华表示，《京都议定书》遵循的原则是：“共同承担责任，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先减限排、多减排的义务，技术能力差、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暂时没有减排的责任。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短期内对中国有利。《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一种独特的贸易——如果一国的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准，则可将剩余额度卖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广袤森林的二氧化碳吸收量为一般估算数值的两倍，这使俄罗斯获得了更大的剩余减排额度，可以在加入《京都议定书》之后通过排放贸易大赚外汇。实际上，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早就将其减排义务同俄罗斯的减排贸易挂上了钩。
潘家华说，在发达国家完成二氧化碳排放项目的成本，比在发展中国家高出5倍至20倍，所以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提高他们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此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他解释，这向中国发出了一种市场信号——占用大气空间也要付费。企业在项目投资、技术开发、生产成本核算中，首先要选能源效率高的品种。如今，一般企业都是按50年的规模投资的，但我们不可能50年内不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规定，所以现在就要有所准备。同时，这对消费者也是一个信号。消费者在购买电器、冰箱、汽车等产品时，应选择低排放、能源密集度低的产品。
会成为贸易壁垒？
“当然，《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对中国经济也有负面效应。”潘家华说，比如，发达国家会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我国转移。未来数年，日本的一些钢铁产业就可能转向中国。而这些投资规模很大的项目，50年内不可能搬走。
他解释，这些产业大规模转移进来，我们在第一个、第二个承诺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但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我们却可能被投资“锁住”。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
我们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很难防御那些碳密度高的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否则每年中国10亿平方米建筑的材料从何而来？高速公路、铁路、污水处理厂、水利工程、钢铁厂，没有一项不是能源高密度产业。2000年，国家消耗的标煤13.5亿吨，2004年，光原煤就消耗20亿吨。
另外，这可能对中国常规能源的大量使用产生压力。中国在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石油、天然气等为主，限排压力下，必须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但这些能源开发成本较高。
目前，中国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从排放强度来看，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大，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
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从人均来看，目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已丧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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