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一样，其悬而未决的气候立法面临着挑战。美国计划到2050年，将其碳排放总额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80%；欧洲的指标则是到2020年在1990年的水平上降低30%。中国的目标现在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减排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能源利用效率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城市居民大量使用的供电和供暖。
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应用为何如此之难呢？除个别企业外（例如沃尔玛，它的目标是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很少公司有着清晰的清洁能源使用目标；更有甚者，一些企业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公司的屋顶都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或是风车，但那更多地是一种装饰作用和营销手段，与其经营活动并无关系。现在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一提到可再生能源，疑问往往比答案要多得多。
有一个关键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能源消费的价格结构。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减少传统能源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是未来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保证。但到目前为止，除了美国的个别地方外，碳排放并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代价，减排也就缺乏相应的经济动力。实际情况更令人不解：在一些碳排放集中的地区（如印第安纳州），其排放成本比排放密度小的地区（如俄勒冈和加利福利亚州）却低得多。
因而，推广可再生能源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缺乏一个统一、明确的碳减排成本核算体系。有人主张使用欧盟的碳交易市场排放贸易系统（EmissionTradingSystem，简称ETS），也有人认为碳减排指标根本就不具备可操作性，只能是企业和政府之间一场讨价还价的游戏。我们似乎找不到标准的答案，但有一点则是确定的：如果碳减排的经济回报和社会效益是零的话，那么一切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都无从谈起。
在美国，无论是在州一级还是联邦一级，当你翻看他们的碳减排税收和补贴统计表时，你都会被其混乱的标准搞得晕头转向。特别是在州政府层面，连可再生能源的定义都五花八门，政府的不断换届又阻碍中长期计划的实施，这使可再生能源投资商们变得无所适从。
欧洲同样因为类似的问题而苦恼，他们采取了“上网电价”（Feed-inTariff）的政策予以应对。这一政策可以确保供应电网的可再生能源享受较长时期的高价入网待遇，美国的光伏行业也已开始引入这种价格制定办法。
上网电价政策有助于投资成本的清晰核算，其简单有效的特点已经引起了北美地区的重视，加拿大安大略省就成为首批实施绿色能源方案的省区之一。企业应该清楚其在上网电价政策制定博弈过程中的地位，同时应尽可能地对最新科技进展保持高度敏感。上网电价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与社会电力消费之间的季节性不匹配状况有良好的调节作用。
对能源市场价格的反思非常必要。长久以来，在价格适中和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企业只管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商品，而把投资上的政治、环境和能源供应风险推卸给政府。但实际上它们应该做得更好。工厂基本上都有锅炉、熔炉、应急发电机、压缩机以及供电和供暖传输系统。可以说，工厂就是一个能源生产和使用的综合体。
也有一些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通过建立供暖和供电循环系统，成为能源综合利用领域的专家。巴斯夫公司的生活、工业联合体和丰田公司的生态工厂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视能源供输系统为独立环节，而非工业生产联合体一部分的主流观点下，它们可以说是有点特立独行了。
未来，像巴斯夫和丰田这样，实施能源供输与工业生产一体化战略的公司，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多地使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方面与其他公司相比将占据很大优势。对它们来说，任何一次投资都是对可循环的、高效率的能源供输系统的贡献。当前的问题在于，拥有长期能源供输与工业生产一体化战略的企业太少了。这也是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第二个障碍。
微信公众号
个人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