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不仅仅是技术手段，应该将其上升到产业层面，甚至可以作为国家战略发展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永伟说，“储能技术正处在产业化的关键阶段。”即将出炉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将新能源推上了飞速旋转的风口浪尖，而储能环节的滞后或将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技术障碍。
据了解，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能量来源的间歇性不稳定，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发电入网的障碍，储能技术则是打通这一关节的关键点。“建议政府将规模储能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大专项，重点扶植。”防化研究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忧虑重重。
隐忧暗藏
首端是在政策和市场推动下极速发展而生产出的巨大电力装机容量，尾端是因化石能源的日益枯竭而急需扩张的能量需求市场，而供给市场与需求市场的中间衔接环节——储能环节却掉了链子，致使供给方与需求方无法连接。如果储能技术不加大研发力度，这景象或将成为人们不愿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据了解，新能源发电在电网中的占比不能超过10%，否则就会因能量来源的不稳定产生诸多问题。“欧洲国家在新能源与电网的兼容方面的技术相对先进。如丹麦新能源在电网中的占比已经可达21%，而德国等欧洲国家规划新能源在其电网中的占比需达到35%—45%。”长安资本吴涛说。
而新能源发电在电网中占比越高，对储能技术的要求越高。这是因为，传统电力系统的电力来源是稳定的，是可调控的。装机容量以及到网时间都能从调度上掌握，但可再生能源的介入使其产生了变化。储能手段和安装位置以及储能规模都需要随着可再生能源的介入相应地变化。“可再生能源是波动输入，但是输出时则要求平稳。”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来小康说。
推动储能，是新能源更好接入电网的硬性需求。反过来看，如果储能推进良好，它不仅能够使得输配电环节减少配置投资，还能够保证用户电能质量，也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
“传统电力系统中，电网只是一条过路，只提供一个网络。发电的波动是需要用户和其它的电源一起调节。电网没有储能环节，就只能靠其它的电源来调节波动。而可再生能源超过一定比例的情况下，用户和其它发电厂的利益就会受损，如果还不加紧储能，各方利益则很难平衡。目前倡导建设的智能电网，储能就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智能电网要互动信息交流并兼容可再生能源。这就需要储能环节支撑。”来小康说。
此外，我国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是电源远离负荷中心。比如大部分风能集中在西北和海上，而太阳能则集中在沙漠地区。“除海上风电，我国的大部分电源都远离负荷中心。而储能则要求靠近负荷中心。这是一大矛盾。”来小康说。
“原有储能是跟踪负荷式的电力系统，用户侧因昼夜变化而需求不同，这方面是不可控的。现在电力系统就发生了变化，由于可再生能源是阶梯式不可调控的。电力系统必须跟踪电源。”来小康说。
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还需因地制宜。据了解，一部分西方国家屋顶光伏已经相对成熟，但是，“这对我国也不适用。我国居民住宅多为楼房，不便采用屋顶光伏方式大规模解决能源问题。但是我国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西北光热资源丰富的地区多为沙漠，占地成本很低。”来小康说。
体制制约
在张永伟看来，制约储能发展的问题主要出在体制上。首先是投资体制不清晰，“到底该由谁来推动，这个问题目前仍不明确。”比如如果由电网投资，其投资动力何在？
“实际上，电网在发展新能源时定位就不太明确。电网自身认为新能源不符合原有规划，发展新能源压力太大。如果不尽快协调电网和新能源步调，新能源发展将步履维艰。“想要更好的发展新能源，需要重新匹配权利和利益的关系。”张永伟说。
其次是定价机制模糊。“发展储能不是核心问题，关键在于没有可以被接受的定价，投资和收益不平衡。产出和效益的问题不解决，投入就处在模糊阶段。”张永伟说。
再者发展模式也过于单一。“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需要大储能大发电大传输的模式，超大规模的储能，也可能会限制储能技术的发展。因地制宜，适当考虑分布式能源还是很有必要的。此外，不同的新能源发展模式，对储能的要求不同，对储能技术的成熟度要求也不同。”张永伟说。
政策撬动
储能，是技术？还是产业？此争论由来已久。“很多人认为储能只是技术问题，如果这只是技术问题，那么目前国家政策支持研发力度已经足够。”张永伟说，但是，储能不该仅仅作为技术手段，应该将其上升到产业层面，甚至是国家战略层面。
张永伟介绍，就储能而言，技术的判断相对比较容易，我国一些企业已经掌握了相对顶尖的技术，但是，如果储能被认定为产业，就需要通过政策引导支持产业化。
“这就牵扯到投入和产出之间关系的判断，投资主体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张永伟说，“储能应该作为一个产业，它在节能，特别是电力节约、发展新能源、增强电网调节、增强国家科技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当技术性和经济性都相对合理时，再加上政策的撬动，这个产业就可以启动了。对于将储能技术升级为产业层面，业内也有反对之声。一些专家认为，目前储能不能作为产业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是源于经济性不足。但是，“经济性又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是算小账，还是算大账，该怎么算，这些都不统一，此时就应该从政策的角度来考虑。说到底，还是需要政策的引导。”张永伟说。
新能源的规模不同，对储能的要求和迫切性也不一样。必须是足够大的规模，让应用侧（电网方面）和供给侧（新能源投资方），都必须建立应用储能。但是，“现在还都是小打小闹。”张永伟说。
“储能正处在产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技术有了突破，急需产业化，但是没有国家的政策，产业化非常的困难。储能技术的产业化，必须有及时的政策与之配套。”
但是，目前我国推动储能发展的政策还是一片空白，“新能源发展是国家政策支持和关注的重点，但是，单独支持储能发展的政策还没有，现在必须要加紧研究”。
如果作为一个产业，储能就可以享受新能源产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如果作为技术，就很难享受。“现在国家在税收和财政方面，对新能源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这方面储能也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此外，无论是研发还是产业推广，量一定要大，而不能一两年推动一两个项目，这对储能的发展是不利的。”张永伟说。
作为产业储能刚刚崭露头角，目前还处于产业化前夕，很多技术的研发问题还没有解决。“真正要大规模应用，必须进行更充分的研发准备。企业也不可急于让政府来定义储能是否就到了大规模应用的阶段，毕竟研发准备还不足。”张永伟说。
此外，国内储能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资金和技术问题，而是缺少一个市场的出口，特别是国内的市场出口问题。“储能要发展，关键在于新能源的总量，总量驱动政策才是最根本的。”张永伟说，“但是，在推广过程要加强国内市场与技术研发的对接。如果推广的最后结果是国内的企业被边缘化了，这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储能技术方面，为防止这种尴尬问题的出现，需要提前做政策研究和指导。”
支持储能实现产业化的资金也需要多元化。除了科技资金，支持储能产业化资金到底该从何而来？“是由电网投资，还是由财政直接接管，或者是从国有资本预算直接划拨？这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张永伟说，“支持储能和新能源的发展，除了财政资金外，还应该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让国有资本帮助技术实现产业化。”
储能产业化还需要标准先行。“应该加快研究相关产业标准，包括产品认证标准、产业标准等各方面都需要进行详细推敲。”张永伟说，“尽快出台标准也利于规避非理性投资。电动车中电池的研发生产就因为标准认证跟不上，投资预期近乎疯狂，产品却不能更好的与市场衔接。储能的发展要避免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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