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的国家。近日，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颇为引人注目。根据该报告，中国内地的真实储蓄率为25.5%，排名仅次于第一位的海地，远远高于发达国家10%以下的水平。上述报告可以从央行公布的数据中得到佐证。我国居民消费储蓄存款余额从1979年的300亿元，到1989年的5000亿元，到1999年的6万亿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9月13日公布的金融运行报告，今年8月末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3.4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5％。同时，近年来尽管我国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的泥潭，但消费需求仍然不振。我国2000—2004年GDP?摇消费率分别是63.6%、62.0%、58.5%和57.0%、55.4%，呈现每年递减的趋势。而发达国家GDP消费率一般为70%—75%。
经济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在这些生产要素中，资本就是其中之一。没有资本的有效投入，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社会总供给的增加。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累计直接投资量接近6000亿美元。与此对应，中国的投资率也很高。自2000年后，我国投资需求增长比较迅速，使得我国经济一度出现过热的趋势。2000—2003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0%、39.4%和43.0%。在2004年更是超过了45%，2005年有可能达到50%。中国的投资率之高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从表面看来，中国是一个需要投资而且投资收益率很高的国家。
然而接下来的分析却使我们大失所望。宏观经济学指出，经常账户顺差的根源就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在国际收支中表现为资本输出。在过去十数年中，中国基本保持了经常项目顺差，因而是不折不扣的资本输出国。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这反映出国内的需求不振。既然中国的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就说明我们并不缺乏资金。一个人均收入刚刚达到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却一直在对外输出资本，这正常吗？如果这种现象是市场行为的结果，就说明中国的投资收益率过低；如果并非纯市场现象，就说明我国在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上存在严重问题。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目前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中国已经积累了7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外汇储备只能投资于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不断贬值的美元，更会造成中国外汇资产的缩水。
从现实情况分析，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说明中国缺乏有效的直接投资的渠道。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若储蓄向投资转化顺畅，则资本供给将不会出现大问题，经济发展就能得到保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需求应该非常大，城市建设、企业改造无不需要大量资金。此外，我国大量的民营经济主体资金需求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
第一，银行业信贷过于集中。目前中国银行体系主要由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组成，这些银行所持有的居民储蓄存款占整个居民储蓄存款的60%以上。因而，这些银行的经营效率及信贷政策将会大大影响到整个银行业的效率。而信贷集中一方面不利于整个银行体系金融风险（如不良贷款）的分散，也会导致银行业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很难更好地满足各类资金需求者，比如一些资金富余的国有企业不需要贷款却很容易获得贷款，而一些资金稀缺的民营企业需要贷款却很难获得贷款。
第二，我国证券业融资功能的丧失。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当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很难从这个市场获得融资时，就必然导致很多优质公司纷纷到海外上市。所以，中国证券市场应当大力发展债券（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
第三，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同质化。尽管我国保费收入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几年更是呈现30%—40%的速度增长，并于2004年底突破万亿元大关。但这些保费收入很大部分仍然是转存银行或购买国债，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的投资途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也面临许多类似的问题，比如不可以投资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工具。很显然，同质化（或银行化）的业务模式一方面不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另一方面这也将金融风险转移给银行，加剧银行的经营风险。
第四，我国期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了金融现代化步伐，当前世界期货市场发展快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现在期货市场在成为风险管理场所的同时已成为各国金融扩张的重要渠道，并成为攻击他国金融的渠道。期货及其衍生品市场，加速资本的跨国流动，化解各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和资本的稳定。中国的期货市场亟需修改和完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根据市场的要求推出新的衍生品工具，最大限度地满足高收入群体的的投资需求，扩大为经济服务的范围，同时注重对外开放，提高期货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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