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有着无数次的国际化选择，包括外方多次找上门来的谈判，但长虹惟独选中了低价贴牌加工出口这条容易遭到反倾销的“超常规”国际化道路，这是长虹的误区，也是倪润峰式“规模战”思维的必然。
我们以长虹的国际化误区为商业标本进行分析，对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节选自徐明天新著《长虹隐痛———巨额应收账款覆盖下的企业难题》，本刊获当代中国出版社独家授权刊出，以飨读者。
从1980年日本松下社长松下幸之助第一次访问长虹算起，长虹就和很多电子巨头结成了一直维系至今的合作关系。仅仅近5年来，长虹就与一些大公司有过重要的合作谈判，但均未果。除了索尼、松下、东芝、飞利浦等几大巨头，法国最大的电子公司汤姆逊13次来到长虹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还是失望而归。
长虹人把合资谈判比喻为《奇袭白虎团》所说的当年朝鲜战场的情景———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边谈边打、边打边谈。长虹的合资谈判有两项奇怪的“最”：一是时间最长、过程最艰苦的谈判往往是最没有结果的谈判；二是当技术谈判、资金谈判、基建谈判、销售谈判等谈判种类越来越如火如荼时，整体谈判却是越来越没有成功的指望，频率越来越慢，越来越在倪润峰那里排不上队。
2000年5月17日，长虹发布公告称：长虹正与飞利浦探讨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但到2002年仅是实现“共同组建联合实验室”的结果。在长达两年的谈判中，双方就如何整合资产产生很大分歧。飞利浦要求长虹将重心放在国际市场，而且贴飞利浦的品牌。这伤害了以“振兴民族产业为己任”的长虹人的感情，受到了绵阳市政府和长虹高层的一致反对，当时复出的倪润峰对此更不能接受。
2004年2月，新鸿基的“掌门人”郭炳湘致函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请求参与长虹国有股减持方略。但新鸿基后来对长虹彩电独撑大局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倪润峰的“独生子女策略”与“规模经济”策略坚持了10年，曾令长虹风光无限，但后来成为制约长虹的瓶颈。长虹在中国彩电市场的占有率一度超过30%，但其他彩电厂商并未在其强势攻击中倒下，而是弱而不死，反而将长虹拖入长期不能自拔的泥潭。
2004年1月底，微软开始传出将在数字家电、数字娱乐和教育信息化等领域与四川长虹进行投资与合作。6月30日，长虹与微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双方否认谈过股权方面的合作。
长虹此时急寻战略合作者，原因之一是想走TCL国际化的道路。TCL模式被总结为“股权换市场”，TCL与拥有完全业态的国际彩电巨头汤姆逊通过产权整合，TCL拿出部分股权，汤姆逊注入销售网络和部分技术研究机构，双方成为共同股东，打造一个新的彩电制造业跨国公司，实现公司制的合作。藉此，TCL成为全球彩电业的老大。2003年该合资公司生产1800万台彩电，这正恰恰是两年前倪润峰在北京宣布做“世界彩电大王”的数字。
巨额应收账款的“豪赌”
长虹经过多次谈判，都没吸引到战略投资者。国外大公司慕名而来后悄然离去，原因很多，但长虹的财务风险肯定是国外公司抽身而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虹当年是开着专列杀进美国市场的，各大媒体刊登的那幅满载长虹彩电列车疾驰的照片冲击力很大。但当APEX的巨额应收账款攀升到一个惊人的额度，只见彩电出不见美元回之时，人们就无法理解长虹的这一个“超常规”的招数了。
一般情况下，国际市场比国内市场相对规范得多，例如在货款支付方面要先支付一定的预付款，货到签收支付全部货款；对于应收账款也有风险额度的限制。创维彩电在出口方面曾有规定，一个客户欠下超过100万元的应收账款，即不再发货，3个月内收不回货款就要采取法律手段等措施。长虹当时完全可不与不符合国际规范的APEX合作，或及时终止风险，让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但长虹却没有遵守这些游戏规则以保护自已，反而陷入了一场巨额应收账款的“豪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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