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WTO后的中国媒体将怎样应对新形势

中国入世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入世协议的承诺开始兑现，回头看看这三年，首先是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政府官员的脑子里有了政务公开、政策透明这样的概念，强调规则、注重权利的意识在增强；企业家有了国际视野，开始坦然地应对国际贸易争端，主动适应并熟练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忙碌的城市人群开始习惯去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异国人开办的超市去购物；农民开始打听外国的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闯荡城市的民工也鼓起勇气找他们大大小小的老板讲理，索求他们的国民待遇……

三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25%，进出口贸易总额奇迹般地翻了一番。WTO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中国，中国也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未来的中国将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2005年将是中国多边外交的外交年，同时也是世界大事云集的一年，中国正在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也在重新认识中国。 那么，WTO后的中国媒体将怎样应对新形势？我们的对外经济报道将如何置于全球经济的客观态势中来考虑，如何与外国的关注点呼应起来？我们将怎样解答外国人对中国的疑惑，修正他们对中国某些问题理解的偏差？为此，我们请教了WTO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前外经贸部副部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请看他的见解和深度分析。 “尊重和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记者（以下简称记）：龙秘书长，您好！入世这三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有目共睹，因而在网上看到一些把问题夸大的言论，许多媒体人心里有些不平静。您能否从宏观的角度谈谈中国加入WTO以来发生的变化？ 龙秘书长(以下简称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应该说是标志着中国全面地重返世界民族之林。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回到了世界的政治舞台，时隔30年之后，2001年中国全面地回到世界的经济舞台，而且是以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回到世界的经济舞台的。应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在全球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打入另册的，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她就成为国际经济大家庭的一员，她就更加被尊重、信任。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尊重和信任比什么都重要。对企业而言，信誉是它的生命；对一个国家来讲，她在全世界的信任度也与她的生命攸切相关。所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全世界做了两个基本承诺：一个是遵守国际通行规则；另一个就是开放市场。那么，这两个承诺对中国来讲有很重要的意义。她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既然愿意遵守规则，她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既然她承诺了开放市场，这就说明这个国家是愿意和全球一起分享她经济发展的利益的。这一点大家都很关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真的成了全球市场体系中的一员，她也因此赢得了全世界对她的尊重和信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每年的外资规模大量增长，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以建设性的态度听取意见” 记：加入WTO以后中国应考虑如何摆放自己的视角？ 龙：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后，她的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任何研究或者在运行的时候，都要考虑其对全球可能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全球经济出现的任何风吹草动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这种关联度大了以后，就使得我们考虑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从全球的视野来着想。 对中国经济的反映不仅要听舆论对中国有利或好的一面，而且要善于听取国际舆论包括各国政府或者专家对中国的批评、劝告和提醒。只要不是恶意的攻击和蓄意的曲解事实，我们都要用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来听取。中国媒体面对全球舆论对中国经济的反映也应该做一个更加全面的解释。 中国有句老话，叫“良药苦口”，国际社会有时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善意批评或诚恳的忠告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所以，我们要重视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反映，无论它是来自媒体的、民间的还是政府的，对于有时不一定完全正面的评价，也要用一种分析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坚持这就是对中国的攻击。实际上全球经济的利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劝告啊、提醒呀，固然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我们的经济发展好了对他们也是有利的。这种相互利益的关系就使得我们在这些问题的关注上要采取积极建设性的态度。 “完全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记：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世界市场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您认为，中国应该关注如何进一步融入到世界市场中，按市场规则办事。您还强调：在世界这个大市场中，“中国已经不再是小商贩”。那么，我们的外宣媒体应该如何配合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龙：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遮遮掩掩的了。我们对外宣传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向世界陈述中国进步的事实。中国已经到了敞开大门让人家进来看的时候了。不像过去，70年代，外宾来了，生怕人家到我们的胡同里去看。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们不怕别人看了，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你随便去看好了。我认为采取一种透明、直率的方式是最好的宣传，只要你自己把中国的政策融汇贯通了。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利益在哪里，知道我们的基本政策是什么？然后就实事求是嘛。你不要讲虚的，不要骗人家，这种非常直率、非常真实的解释，人家就很信任你。所以外边很多人都说我是中国经济的形象大使，说我可以把中国的事情说得很透彻。 比如说外国人提到我们的选举问题，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农村也在搞选举，你让我们搞大选，别的我先不说，我们中国人首先是花不起那么多钱，我说我们有你们那么多钱，还不如多建几条高速公路，多建几所小学，这会给我们的国民带来更多的实惠，他们都笑了，他们也有同感，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大选花钱太多。这样就比较实事求是，我也没有攻击你，也尊重你的选举，但我们花不起那么多钱。人家也觉得合情合理。 “要有针对性地做些回应” 记：您是集经济、贸易、外交经历于一身的专家，有多年涉外工作的经验，您觉得什么样的经济报道外国读者比较感兴趣？ 龙：因为长期沟通不够，西方读者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多，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报道应该针对他们过去对中国的一些偏见，先把他们的偏见扭转过来，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掉有色眼镜，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中国。 他们过去都认为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的经济，一切都是政府说了算。他们很多人都是把中国20多年前的做法当作今天的做法。他们在和中国企业打交道时还始终有一些陈旧的观念。他们老觉得我们的经济是一种无序的经济、混乱的经济，所以，对中国人遵守规则的可信度始终表示怀疑，因此，我们要大力宣传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加大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具体做法，让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在认真遵守国际规则。比如：我们对外国的企业怎么一视同仁，我们如何尊重外国企业在华的利益等。 在宣传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做媒体的人要多看一看外国的报纸，了解他们的报道内容是什么？或者外国的报纸对中国经济报道的侧重点在哪里？然后对他们的媒体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做一些回应，当然也不是一对一，这样两边有一个对接，双方有一个沟通会比较好。 另外，我们写作的方式也要考虑用一种人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报道要更人性化一点。要让人觉得你的报道是活生生的东西，不是一个机械的教条的宣传品。 “记者要积累专业知识” 记：我们的一些研究机构正在加大对外国舆论的研究，以便有针对性地展开宣传报道，另外，您认为，我们应如何理解国际社会的经济贸易规则？ 龙：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主要是害怕人家外国人冲进来，但入世后这三年，中国的出口以30%的速度增长，反过来外国的舆论又开始炒作，中国的商品大量地冲击人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舆论要针对国外害怕我们冲击的想法做一些解释工作。对于外国对中国的反倾销问题，我多次讲，我们虽然遭到了反倾销，但它只占我们出口的0.5%，这并不是我们对外关系的主流，99.5%的中国产品还是按照正常的方式出口的，并没有遭到外国的限制，所以，如果我们的舆论整天盯着这个0.5%，好像我们中国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恐怕人家就觉得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似乎显得有点没有风度。 对于反倾销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但舆论不要过分炒作，好像人家对我们一反倾销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反倾销是贸易组织允许正常的合法的一种手段，我们中国也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反别人的倾销。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所以，我们的媒体不要过分夸大反倾销对中国贸易带来的消极影响，更不要因为炒作而影响与别国的关系。 老实说，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开放的国家，美国对我们那些商品实行反倾销，我们的主管部门要认真对待，但媒体不要过分炒作，因为它毕竟不是中美贸易关系的主流，中美政治关系、经贸关系总体是好的。 记：最近，针对“中国造”产品反倾销诉讼案件不断增多。有人认为，WTO协议中某些条款具有“不平等条约”性质，明显不利于中国企业。对此媒体要从哪些方面去引导民众的舆论？ 龙：我认为作为一个做经济报道的记者，在报道国际贸易争端方面的问题时，需要积累一些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比如有几个不利条款，本身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应该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上来。这几个条款确实对我们中国在应对反倾销时造成了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我们中国完全是歧视性的。实际上入世之前中国遭受的歧视是最大的。比如：美国在给予其他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最惠国待遇时都是无条件的，惟独给予中国和原少数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惠国待遇时，要每年审查一次。大家记忆犹新的是每年6月份美国国会要大炒作一番，本来国与国之间给予最惠国待遇，都是自动的、无条件的，那么美国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还要国会讨论，总统批准，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歧视。中国入世解决了美国这个全球最大贸易国对中国最大的歧视，这应该说是事情的主流，比起反倾销条款中那一点技术上的让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过去碰到的西方做经济报道工作的记者，他们的知识面都很宽，对贸易问题了解得很深，他一开口就切中要害。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做经济报道的记者还是要多研究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不要让人家一听你提问就知道你是外行，就像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说不清，或者是先给他从ABC讲起，然后再给他回答问题。 “看看双方都在关心什么” 记：您认为中国的经济报道怎样才能做到与世界主流媒体对话？ 龙：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应该争取与外国主流媒体直接接触，我就经常找CNN、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聊天，听听他们想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记者要与外国的记者多沟通，看看双方都在关心什么，因为在经济的问题上，现在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在里面，我认为媒体在报道这些问题时也会找到共同点的。大家都在讲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争取双赢和共赢的时代，在经济问题上还是本着争取双赢这样一个原则，有这样的原则国外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在报道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的问题上也可以找到共同点，他们报道的角度，他们的读者群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报道的重点也不一样，这没有关系，只要不要歪曲基本事实，从不同角度报道一件事情也是正常的。 2004年10月《财富》杂志用差不多整整一期做了特别专刊，题为“透视新中国”。据了解，这一期的内容他们筹备了一年，为此，该社还调集了全世界《财富》杂志的主要写手，主要摄影记者，以及以前在中国采访过，常驻过的记者。从中国的公司、消费者讲到创新者，是这些中国人构成了世界最热门的经济体，中国现在就是世界最热门的经济体。外国记者做得相当深入。 记：您觉得目前外宣媒体在做对外经济报道时应注意哪些问题？今后还要加大哪方面的报道？ 龙：我觉得应该加强报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她对外国资本就有吸引力。另外外国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出现的贫富悬殊、地区差距非常关注，而我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外国人有一种逆反心理，认为你们发展那么快，怎么还出现那么多穷人，尤其是西方记者喜欢报道一些负面的东西。他们有这样的职业习惯。除此之外，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利、劳工利益等问题也千万不能忽视。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你们中国生产的东西那么便宜，主要是你们工人工资太低。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突出，东部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因为我们劳工工资太低。市场已经做出反映了，再不解决，就复不了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是怎样保护劳动者的权利，给他们增加工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这些都可以多关注一点。 “第一个被邀请的中国人” 记：今年6月，您在意大利参加了“彼德伯格秘密会议”。这个被称为“西方精英秘密俱乐部”的会议，参加的人员历来都是西方政治经济界的“首脑人物”，从来不邀请东方人参加。您是50年来第一个被邀请参加的中国人，您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轰动。基辛格博士称赞您是本次年会的超级明星。您当时是不是很欣慰，觉得中国真的强大了，世界的政要和精英在倾听我们的声音了？ 龙：这个会议的确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名人俱乐部，它的组成部分非常复杂，有王公贵族、政治精英和跨国公司总裁，他们都是世界名人。 会议是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城举行的，参会的人有一半都是坐直升飞机去的，会场的前面就有一个小直升飞机场，机场周围戒备森严。会议范围很小，多少年来都只限于欧美人，没有一个东方人参加过，就连日本人都没参加过。所以我在整个会议当中是惟一的一个东方人，这就说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因为他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高盛公司的主席就讲，讨论中国问题没有中国人参加，怎么能说清楚？所以他们就推荐我去参加。我在会上的发言也确实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 他们讨论中国的体制是不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时，我说我觉得我们的任何政治体制就是要符合它现阶段的国情，而我们中国现在的这种体制对中国现阶段的建设来说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决策非常快。我们这几年修建了三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就是得益于在这方面的快速决策。 在会上我还讲到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力量：一个是改革力量；另一个是市场力量；第三个是全球化的力量。西方已经意识到崛起的中国力量不可忽视，因此，他们对我的讲话反映非常好！散会之后，吃中午饭的时候，很多人都过来问，可见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 记：有时外国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缺乏公正和客观？ 龙：是啊，外国的媒体对中国的媒体有很多偏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根深蒂固的。而我们的宣传也做得很不到位。常言道：作报告写文章要看对象，说实话，我这个人为什么会经常在国外作报告，我每年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邀请，他们都是有名的大学，而我是有选择性地参加。为什么都愿意邀请我？因为我从来不用同一份稿子，我都会先问清楚，参加人是企业家呢？还是政要？他们对中国是了解得多呢？还是了解得少？他们当中有多少到过中国？多少没到过中国？我首先要把听众的成分搞清楚，然后根据他们不同的的背景准备稿子。介绍中国情况时要完全站在他们的角度讲，这样人家才愿意听。另外每次讲话，我起码要拿一大半的时间来回答问题，有时一个小时，有时甚至一个半小时，所以效果就很好。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沟通，不是单方面地演讲。 关于中国入世的问题，龙永图秘书长接受过无数记者的专访，也发表过无数的精彩演讲，但就WTO后的中国，我们的媒体将怎样应对新形势，在对外经济报道中如何与外国媒体沟通，寻找共同理念，形成良性互动方面所作的如此深刻、如此独到的分析，这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