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向外”转向“向内”，类似的国际环境和政策目标，日本提升内需的成功经验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当前，面对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扩大内需”成为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缓解国际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曾表示，鼓励内需是减少顺差最佳途径。“内需”再次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据友邦咨询3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呈现内需主导特征，如2004年日本进出口总额仅占实质GDP的20%左右，其中出口占12%多一点。那么日本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采取了哪些措施，实现内需主导型复苏，其政策手法很多可为我所用。如重视民间投资、重视利润率、慎用财政政策、形成出口—投资—消费链条等。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内需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民间企业设备投资，第二是民间消费。日本经济的内需主导型复苏也基本得益于企业设备投资和民间消费的快速跟进。
实际上，此番日本经济的复苏始于2002年初。当时主要的拉动力同样是对外出口扩张。可以说日本经济的复苏也是在全球化大潮下，以出口为启动器的复苏。所不同的是，近年来出口拉动迅速转化为民间企业设备投资，而企业收益的扩张又带动了民间消费及时跟进，从而实现了内需主导的景气全面扩张。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形成“出口、投资、消费的联动链条”，与其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实际上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为消除泡沫沉渍，日本政府便提出经济改革。1996年桥本内阁拉开“六大改革”序幕，日本经济走向参与全球大竞争方向。之后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放弃改革大旗。如自2002年起，原来著名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一夜间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巨型金融集团。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信托等行业全面实现了产业化经营。
改革后的日本企业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改变股本结构，成功实现了企业治理创新。目前，“丰田生产方式”再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企业的治理楷模。通过改革，日本企业全面摒弃了战后“日本经营模式”，一改单纯追求市场占有率，轻视利润率的传统做法。依据全球市场动向，形成了日本为龙头的新产业分工体系，确保了日本在生产设备、核心部件以及原材料等生产资料领域的龙头地位。这种新的垂直分工体系，为日本企业以对外投资，带动生产资料出口，从而带动国内设备投资增加，创造了良好前提。
对外投资以及出口收益的增加，又使企业获得了高额利润回报，使企业剩余资金膨胀，不仅为企业自主、及时展开设备投资提供了财源，也为企业将利润转移为股东红利以及工资提供了前提。如，2005年度中期，日本上市公司股东红利平均增加28%。与此同时，员工可支配现金收入也明显提高，为个人消费提供了丰富的财源，从而形成了“出口、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链条，而我国目前这一链条尚缺少类似互动。
从政府方面看，为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日本政府力推行政、财政体制改革，压缩公共投资，确保民间企业投资空间。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日本政府将原有注重企业、社会管制的庞大“省厅体系”压缩为“1府12省”，全面放弃产业政策，突出政府服务功能，改变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角色。
行政体制的变革使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注重市场规律，政策的“作用着力点”不再直接面对企业，而是透过市场间接影响企业行为。例如，自2001年以后，日本几乎不再出台任何产业政策大纲，仅出台“产业发展蓝图”，设定重点发展方向，编制覆盖全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提出“E-Japan计划”，促进民间发展下一代战略技术等。
特别是在对付通货紧缩过程中，日本政府没有搞所谓的“财政、金融组合政策”，而是针对全球化的新形势，压缩财政支出，同时，在金融政策上搞“超宽松”政策。日本政策当局认为，金融政策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容易通过金融资本市场间接取得政策效果，且具有较深的作用持续性。相反，财政政策则过于集中个别领域，不利于产生广泛的关联效应，特别是对公共建筑事业的财政投资仅带动水泥、钢铁等产业扩张，不利于增强日本的全球竞争力。因此，自2001年后，日本政策当局开始尝试一种财政金融“反向组合”的政策，对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从解决泡沫崩溃后遗症角度给与高度赞赏。而反之现在我国启动内需的“财政政策”思路还很重。
由此可见，日本的内需主导型复苏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面对世界变化的现实，大胆给企业松绑，尝试适应全球化下开放经济新特点的“新型政策组合”，从而刺激了民间经济活力。显然，根据形势变化，改变政策方式，是日本取得内需主导型复苏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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