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12日在广州“中法小企业高峰论坛”上表示，要合理调减中小企业税负，促进民间投资增长。
在减税负这一老大难问题上，作为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发改委，替中小企业说话不奇怪。有意思的是，这一回，向来在减税问题上持“谨慎立场”的财政部官员也与发改委官员一唱一和。财政部企业司副司长周来振当日也在同一论坛上表示，国家将通过税收激励等多项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对中小企业发展予以支持。
发改委和财政部官员的表述虽有差异，却就减轻中小企业税负形成了一次难得的共识。可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们若将二位官员的表态性发言视作减税负的即期利好，那就过于理想化了。须知，这样的表态是只具原则意义而不具操作意义(没有时间表)的“部门姿态”。 减税降民负———持续争论已达8年的大问题，从1998年算起的本轮经济周期内，吁请减轻不同税种税负的声音一直此起彼落。这一波的减税吁请，受减免农业税之刺激，最初的诉求集中于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由个税法修订而形成一波舆论高潮。而实际结果呢？从总体看还是“涛声依旧”。所以，中小企业界还是现实点，权当把“合理调减中小企业税负”的允诺是回应舆论的“和弦”。 自1994年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以后，税改其实一直在改。只不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直至今天，税改主要限定于“税收结构调整”为内容的“小改”。即便如此，“小改”的成果也无从高估。而社会各界尤其是作为纳税主力军的工商企业界所期待的税改，则要求对税收制度实施“大改”。 何谓“大改”？有一种说法，中国目前的综合税负是“世界第二”。不管是否确凿，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负，我国的税负确实过高———故而，“大改”应是以较大幅度的减税作为税改的主要立足点和着力点，近期缓解内需长期不足之矛盾，长远则藏富于民，以民富促国强。由此，“大改”语境下的税改，必须以足量减税降民负作为绕不开的起点！然而，舆论更当关注的是，税改喊了那么多年就是改不起来，其症结究竟何在？关键就在于政府花钱无节制，且很多钱用途失当。 无限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是经济学和现代行政学早已共同揭示的朴素真理。远的不说，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进一步追问，问题则出在目前的政府还不是一个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的有限政府。受益于“无限”，政府自身花钱不受节制和实质性监督；还因为“无限”，政府管了大量本不该管的事，表现于经济发展上，政府常常抢了“市场”的“跑道”。政府频频越位、错位，增加民负不算，“产出”和效率却实不堪言。 就个税起征点调高，财政部长算账说：起征点调到1500元，财政减收200亿元。这话的潜台词是，200亿元对纳税人是收入，对政府则意味预算“窟窿”。可见，倘若财政没有预算压缩空间———本质是政府不可能自觉约束开支(这又是经济学的一条朴素原理)，以大幅减税为内涵的税收制度“大改”就无实质启动之可能。 推动政府减支，先要迫使政府消肿，再要迫使政府转变职能，还要有专项制度监督政府花钱，还得配套建设公共财政制度，预算约束制度等等。所以，税改的事不只是经改范畴的事，也是政改范畴的事。所以，回到企业减负的话题，只有推动政改(至少是同步)，才可迫使政府减支，先有政府减支，才能推进税改，一俟税改起步，企业减税才不再画饼允饥。 有鉴于此，媒体不可再被税改的各种方案之争牵着鼻子走，跳出为税改而论税改的舆论导向，改由推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而促税改，这才叫站得高、看得远，才叫弘扬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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