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调控政策正越来越紧。实现“十二五”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目标，意味着未来3年，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控制在4.3%左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强调，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全流程控制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
节能减排，调控政策正越来越紧。实现“十二五”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目标，意味着未来3年，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控制在4.3%左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强调，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控制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这意味着今后着力点从淘汰落后产能，逐步过渡到企业的设备升级。”湖北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尹正民代表认为，一方面强调能源使用效率，一方面强调消费总量，质与量并重，才能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全国重要的煤炭产地、山西省临汾市市长岳普煜代表表示，能源总量控制要求各个省份减少能源消费数量，这相当于给地方念上了“紧箍咒”。不少地方担忧，因此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所以在目标分配上斤斤计较。
种种顾虑之下，“硬指标”有可能被“软执行”，节能目标如何完成?岳普煜认为，对于众多资源型、重工业城市来说，要想在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的框架下可持续发展，只能靠科技创新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早在2010年，临汾就倡导发展集“产业转型升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保护”于一体的循环经济。
“节能不只局限于能源使用终端，而要落实到能源生产、输送、使用的全流程中。”尹正民认为，国际国内经验都表明，“以电代煤”、“以电代油”，是优化终端能源消费结构的重要方向。
尹正民说，电力消费的增加，需要把更多一次能源转化为电力，应当加快煤炭产区坑口煤电基地建设，加快特高压跨区输电建设、实现输煤输电并举。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探索长效机制
岳普煜说，过去临汾一直定位于能源重化工基地，经济结构以煤焦铁为主导，进入新世纪的前几年，经济总量持续4年位居全省第二，但空气质量却连续3年位居全国倒数第一。
发展的挫折不只在临汾出现。尹正民介绍，目前我国电力供应主体还是燃煤发电，直接导致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巨大。在我国长江下游沿岸，平均每30公里就建有一座发电厂，东部地区单位国土面积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西部地区的5.2倍，104个重酸雨城市全部在东中部地区。近期，东中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就与这些地区煤电装机规模大、分布集中密切相关。
“落后的发展方式一旦形成，有着很大的惯性，调整需要一个较长过程。但不节能降耗，资源环境将支撑不了。”岳普煜说。
“重工业并非只有污染一条路可走，转方式、调结构是节能减排的根本途径。”岳普煜说，不能抓一阵儿，松一阵儿。要探索促进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加大中央财政专项投入，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的税收优惠政策。
“减排也应当贯穿于能源生产、利用的全过程。”在电力领域工作多年的尹正民认为，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看，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充分发展和有效利用清洁能源，是减少污染物排放的重要途径。
尹正民建议，要大力发展“绿色火电”，建设清洁高效燃煤机组和节能环保电厂，继续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小火电机组；大力发展特高压电网，实现清洁能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开展“绿色调度”，多用水电、少用火电，优先用脱硫机组发电。
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制定结构化、差别化能源价格政策
今年人大会议上，“关于深化煤层气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成为山西代表团全团提出的“一号建议”。事实上，由于“矿权”、“气权”长期分离，大量优质气体燃料在矿区被“点天灯”烧掉，不仅是能源浪费，也造成环境污染。矿权、气权之争，已成为困扰中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的顽疾。
“中国的节能减排压力，是由国际能源竞争格局、中国生产力水平以及所处发展阶段决定的，也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密切相关。”尹正民说。
今年开始，随着国家指导价格的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能源和民生密切相关，涉及利益群体复杂，改革难度不小，不能急于求成。”岳普煜认为。
“推进节能减排，应尊重市场规律，多用经济手段，让减排成为地方和企业的自愿选择。”岳普煜说，价格机制是最重要的经济杠杆，要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现代能源市场体系。
我国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要在电力交易运行机制、煤炭流通体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尹正民认为，要积极推进能源价格改革，逐步形成发电和售电价格由市场决定、输电和配电价格由政府制定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针对现阶段影响能源发展的突出矛盾，他建议，在成熟市场尚未建立起来之前，要改进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定价机制，完善电力、天然气等终端销售价格结构，制定结构化、差别化能源价格政策。( 来源：能源局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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